在虛浮、圓滑、取巧、推諉成為社會普遍心態(tài)的清朝晚期，曾國藩大膽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題。

他高呼“去偽而崇拙”，這個“拙誠”的工夫是曾國藩領導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得力之處。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為開許多人心目中的曾國藩是權謀家的代表，這是對他的誤解。

曾國藩的領導藝術雖不無權謀因素，但其核心卻是“忠義血性”的儒家理念。

曾國藩生于雍、乾后，舉國風氣的敗壞，幾乎達到了頂點。

而在曾國藩看來，最可怕的不是太平軍的造反，而是統(tǒng)治階級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橫流。

軍事的失敗只是一種表象，它的背后是價值體系的崩潰。

大清王朝要想走出這場空前的危機，必須解決人心的問題。

因此，曾國藩與羅澤南等人，宣講舉世都不宣講的儒家學說，以傳承圣人的價值體系為己任，最終排除千難萬險，成就了“以轉移社會風氣來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業(yè)。

用人：尚樸實，耐勞苦任何理念最終都需要認同理念的人去實現(xiàn)。

如果說在理念上曾國藩高揚的是“血性忠義”，那么在人才的選拔上，他選擇的則是能夠切實認同這種理念并加以踐行的“樸拙之人”。

曾國藩從最根本的選人環(huán)節(jié)入手，提出軍官一定要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勇則一定要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

選什么樣的人，決定了一個組織會養(yǎng)成什么樣的作風。

湘軍靠什么打勝仗？靠什么持續(xù)地打勝仗？就是這種“尚樸實，耐勞苦”的作風。

而湘軍之所以能形成這樣的作風，關鍵就是湘軍選募時堅持選用樸拙之人。

曾國藩的用人，從表面看來迂闊笨拙，其實正是他的過人之處。

治事：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管理最忌諱的就是全無實際而空談誤事。

曾國藩從一開始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強調“軍事是極質之事”，來不得半點虛浮的東西。

他厭惡聽到高談闊論，只喜歡平實之言、平實之行。

曾國藩的管理風格亦是以“勤、實”二字為核心。

他認為，帶兵一定要腳踏實地，勤勤懇懇，一步步地從小事做起，才能日積月累，見到成效。

作戰(zhàn)：扎硬寨，打死仗曾國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勝的戰(zhàn)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對手的智商，由此發(fā)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穩(wěn)慎徐圖，穩(wěn)扎穩(wěn)打，反而一步步地在與太平軍的作戰(zhàn)中占盡了上風。

組織文化：還我真面，復我固有曾國藩說過：“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在曾國藩的身體力行之下，湘軍形成了一種坦誠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組織文化。

這種坦誠相待的“湘軍精神”，也是湘軍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的來源。

心性：成敗聽之于天，毀譽聽之于人任何一種理念的踐行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挫折與障礙。

曾國藩的一生，可以說是屢戰(zhàn)屢敗，充滿了挫折與逆境，但他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以“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的意志力量堅持到了最后。

曾國藩說：“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取巧只是小聰明，只會得利于一時；拙誠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長遠。

正如梁啟超評價的那樣，曾國藩并沒有超群絕倫的才華，在當時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認為是最遲鈍愚拙的一位。

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達到了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的境界，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盡百千險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