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經濟復蘇陷入踟躕，長期累積的經濟金融風險和地緣政治風險將愈加顯現。

2019年，六大全球性風險或將交疊共振，構建更為復雜嚴峻的風險格局。

在此格局下，關注風險重心的時序輪動，明辨風險共振的交點和縫隙，將是全球金融市場趨利避害、亂中求安的關鍵。

第一，全球貿易摩擦風險。

2018年全球貿易摩擦從沖動變為行動，而2019年其負面影響將加速兌現，上升為首要的“灰犀牛”風險。

從貿易摩擦的走勢來看，根據IMF預測數據，作為全球貿易摩擦的策源點，2019年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將同比擴大26.4%，年度增幅觸及2000年后峰值，表明其貿易逆差正在加速惡化，有望繼續支撐其貿易保護主義維持高位。

因此，全球貿易摩擦常態化的趨勢正在加強，短期內難有明顯舒緩。

第二，全球風險偏好逆轉。

2018年1月，筆者的報告曾指出，風險偏好的盛極而衰將成為全球市場的真實威脅。

這一論斷在2月和10月的全球市場振蕩中得到驗證。

2019年，這一“灰犀牛”風險有可能進一步增強，新一輪的“金融-經濟”風險沖擊鏈條已經形成，其威脅將貫穿全年。

就金融市場而言，歷經2018年的調整之后，全球風險偏好已處于敏感脆弱的非穩態，將成為風險沖擊的觸發器。

第三，新興市場貨幣風險。

一方面，由于2019年美聯儲將大概率放緩加息節奏，美國經濟增速亦將從高位下滑，因此美元指數預計將上行乏力。

另一方面，在貿易摩擦常態化的背景下，“競爭性貶值”的陰影難以消散，疊加全球風險偏好的驟然逆轉，可能導致國際資本的間歇式回流，部分基本面薄弱、過度依賴外債的新興市場將面臨較大風險隱患。

2019年新興市場排名前十的危險貨幣依次為：越南盾、墨西哥比索、白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亞爾、沙特里亞爾、土耳其里拉、印尼盾。

第四，美國政策異變風險。

其一，特朗普貿易政策的走向。

中期選舉之后，遏制中國長期崛起、維護美國領先地位，已經成為美國兩黨共識。

雙方開啟全面冷戰的概率極小，但是進行可控的、常態化政策博弈的可能性較大。

其二，美聯儲縮表路徑的選擇。

2019年年中，由于聯邦基金利率將大概率升至3%附近，觸及長期中性水平，美聯儲的政策組合有較大可能從“快加息+慢縮表”切換為“慢加息+快縮表”。

如果這一政策調整與貿易摩擦的外部沖擊交疊，則可能導致長端流動性過度收緊，10年期美債上升速度超過市場承受能力，從而引發美股、高收益債券等風險資產定價的深度調整。

第五，歐洲一體化倒退風險。

2019年，隨著經濟復蘇的疲弱，歐洲內部發展的不均衡性將再度凸顯，區域一體化預計將遭遇“兩點一線”的挑戰。

風險點之一在于南歐隱患。

歷經危機十年，南歐國家人均GDP增長落后于歐元區整體，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體系趨于脆弱，已成為歐洲“危機回潮”中的最弱一環。

2019年，由于經濟下行風險的擴大和結構性改革的陣痛，歐洲民粹政治勢力有望迎來新一輪漲潮，并有較高概率在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形成反對區域一體化的統一陣線。

如果這一情景發生，則將在短期內制約歐洲對南歐、英國兩大風險點的應對，長期則將削弱歐洲復蘇的核心動能。

第六，區域沖突失控風險。

較之于2018年、2019年朝鮮局勢有望繼續舒緩，但是中東亂局將面臨“雙層博弈嵌套”，沖突預計將趨于白熱化。

第一層，是美國、歐盟、俄羅斯圍繞大國地緣安全的博弈，焦點在于敘利亞局勢。

第二層，是沙特、伊朗、土耳其圍繞地區領導權的博弈，焦點在于美國與沙特的雙邊關系。

中東亂局的升級還將對全球經濟金融形成三重沖擊。

第一，作為博弈的核心工具，油價將加劇波動，呈現長期振蕩態勢。

第二，中東難民問題將持續發酵，并與歐洲民粹勢力崛起相互碰撞，成為歐洲社會分裂的加速器。

第三，隨著地區局勢的動蕩，沙特和土耳其的金融市場預計將受到頻繁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