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貧念賢妻，國亂思良將。

對企業來說亦是如此，尤其是企業陷入困境中，依靠自身力量難以解決的時候，老板往往寄希望找來一個強人，能夠力挽狂瀾于既倒。

像劉備得了諸葛亮那樣，如魚得水，才開始看到鼎足三分的希望。

然而，諸葛亮要從容的施展所學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他沒有漂亮的履歷，除了讀書耕地，看不出以往的工作成績，雖然說得頭頭是道，干起來效果怎么樣，劉備心里也沒底。

關張兄弟更是懷著看笑話的心態冷眼傍觀。

等到曹操來攻，檢驗孔明本事的時候，劉備真不含糊，給了孔明尚方寶劍，連自己都聽孔明的調度。

關張等心里雖不服，也不敢違抗命令，結果，博望坡一把火讓劉備心里踏實了，關、張也服了。

諸葛亮這才算站穩了腳跟。

歷史上像劉備和諸葛亮君臣相知這么深的寥寥無幾。

實踐證明，經理人能夠玩轉的不多，原因何在。

對于經理人，基本上跟老板會有一個蜜月期，相互都抱著較大的期望，等過了蜜月期，一旦老板的信任和支持減少，他便很難施展。

唐朝有個著名的奇襲的戰役：李愬雪夜襲蔡州。

如果沒有唐憲宗的耐心和支持，李愬恐怕也難以成功。

李愬接手時，唐朝軍隊屢戰屢敗，士氣低落，厭戰情緒很高，李愬放出口風說自己是個膽怯的人，只想治理好唐州，不會去攻打吳元濟的軍隊，以此來穩定軍心。

然后徐徐培養士氣，總結經驗，訓練軍隊，等到軍心可用了，打一些小仗來樹立將士的信心。

這是一個需要耐心和細致工作的漫長過程。

多數情形下，老板和空降兵的耐性都沒有那么持久，到來就希望燒三把火，一炮打響。

可是火往往沒燒對對方，該燒的沒燒到，不該燒的又燒到了。

弄得人心惶惶不少，威信一下子就燒沒了，再燒就不靈了。

經理人沒有根基，雖然有來自老板的授權，表現上可以發號施令，可是公司元老勛舊不買賬，號令便下不去，或下去了也變了味。

這就要看老板是不是一個強悍的老板，前秦的苻堅支持一介書生王猛施政，把那些對王猛做事設置障礙的勛舊一一清除掉，讓所有的羌族權貴才屏聲斂氣，王猛的改革才得以大刀闊斧的進行，前秦很快就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

經理人改革必然觸及到元老勛舊利益，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必然遭到他們的猛烈反擊，漢景帝時晁錯為劉家的江山社稷著想，提出削藩之策，等到吳王起兵之后，晁錯的政敵袁盎對漢景帝說，吳王起兵完全是因為晁錯，殺了晁錯吳王就會罷兵了，漢景帝便把晁錯腰斬了，他認為能讓吳王罷兵舍棄晁錯這顆棋子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宋仁宗的慶歷新政，搞了一年四個月就夭折了，主政的范仲淹即到重貶。

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觸及了整個官僚階層的利益，反對之勢洶洶而來。

而仁宗不是一個性格強悍的皇帝，頂不住壓力，便中途而廢，空余一個富國強兵的夢想。

到宋神宗時，皇帝是一個性格強悍的皇帝，能夠為王安石掃清障礙，實施了幾年，效果還沒有來得及顯現，弊病還沒來得及調整，神宗駕崩了，變法的強力后盾沒了，新法立刻被廢除了，王安石即遭貶黜。

比起王安石來，商鞅、吳起的結局就悲慘的多了，因為他們的變法，國富民強，可是那些私利受損貴族并不因此感激他們，相反對他們恨之入骨，一旦強大的庇護沒有了，殘酷的報復便隨之而來。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了一個領導，就意味著權力格局的調整。

新領導希望自己的意圖能夠貫徹，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班底，很容易去清洗原來執行層面的人，由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巨大的震蕩。

而一些投機者則應運而出，強方百計去迎合新領導，他們執行的時候往往夾帶私貨。

王安石變法便是如此，宋朝后面的士大夫評價他都說他錯用了小人。

三國里寫諸葛亮過江東舌戰群儒說，在面對張昭的責難，指出劉備得了他之后混的反不如之前。

諸葛亮回擊中有一段用治病來比喻的話：譬如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后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

若不待氣脈和緩，便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

經理人倘若不顧這個企業‘病勢尫羸’，一味的下猛藥，這個病號便受不了。

像北朝的前秦，王猛改革前，還算健壯，改革后，高歌猛進，占了很多地盤，降服了不容的部族勢力。

可是吃進來了，沒有消化。

王猛臨死時，警告苻堅警惕這個問題，可是苻堅著急一統天下，執意去征江東，以八十萬對八萬，結果肥水大敗，兩年后國破身滅。

空降的領導不容易玩得動，也跟這整個職業環境和職業生態有關系。

當前的環境往往是老板不職業，經理人不職業，員工不職業。

經濟雖然飛速發展了，人卻不容易跳出歷史文化的局限。

反過頭來看，老板們還是覺得自己培養的干部好使，而空降兵同樣會感覺還是自己的子民兵好用。

就像唐代，沒有有效的府兵制度，玄宗后面的文臣武將再也難做到出將入相了，到宋朝時，兵將分離，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養了大量的軍隊，打仗卻不管用。

空降的人才要好使，要玩得轉，得有一個底層的基礎，即是整個商業環境的職業化水準到達一定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