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天，在從四川蘆山縣古城村考察完項目點出來的路上，何道峰拐進一家小茶館等待與王石會面。

等待的間隙，他靠在椅背上休息，一不小心睡了過去。

常擺弄的老花鏡握在手上，耳機線垂在胸前。

告別王石繼續趕路時，他自嘲：“剛才怎么睡著了？看來年紀真的大了。

”何道峰57歲，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現任執行會長，也是公益慈善領域著名的改革派和實踐派，曾對這個官辦慈善機構進行過大刀闊斧的去行政化改革。

如今，何道峰又在操刀扶貧基金會一項新的轉型，“轉型的概念我們2007年就提出了，2010年正式寫入理事會報告。

”何道峰說，核心就是由操作型基金會轉向籌資資助型基金會。

通俗點說，就是基金會由籌資后自己操作項目，變為培育和資助草根公益組織。

不過，直到今年，扶貧基金會的轉型才正式進入到最具突破性的階段。

8月19日，全國200余家致力于農村建設與服務的草根社會組織、基金會齊聚成都，參加由中國扶貧基金會聯合多家社會組織發起舉辦的“美麗中國·首屆鄉村發展公益論壇”。

論壇上，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正式宣布，在未來3年內，扶貧基金會將投入2500萬元用于支持農村社區發展，支持的內容包括社區人才培養、社區發展支持、社區能力陪伴3個層面。

2500萬元資助資金的構成是：英特爾1000萬元，加多寶1000萬元，扶貧基金會自有資金500萬元。

同日，英特爾正式宣布其在蘆山地震后向扶貧基金會捐贈的1000萬元將用來支持災區的災后社區發展，草根組織可根據自身特點和使命設計項目，并向扶貧基金會項目合作部申請資金，如獲批準，會在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內獲得反饋。

英特爾也是扶貧基金會遇到的第一家主動要求將善款用于資助草根組織發展的捐贈企業。

在中國慈善公益事業大爆發后，從2010年開始，一些持有全國公募資質的大型基金會就紛紛宣布，將從操作型基金會轉向資助型基金會。

如果說前者是授人以魚，后者則是授人以漁。

但截至目前，還沒有一家大型基金會順利地完成這一轉身。

在理想與信任、懷疑與誤解的交織中，捐贈人、基金會、草根組織所構成的新公益生態系統還在不斷尋找著最佳模式。

現在，拐點來了嗎？中國人所熟悉的公益事業是從慈善捐款開始的。

1989年，由徐永光創辦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推出了“希望工程”，它最終成為這個國家最著名的慈善項目。

對于國人而言，這個項目甚至有著慈善啟蒙的意義。

但此后多年，再沒有出現能在影響力上與之媲美的慈善項目。

10年后，已經是成功企業家的何道峰由時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陳俊生推薦，出任亟需轉型的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

此后，他將企業管理理念引入官辦慈善項目管理，并在機構改革完成后推出了新長城助學計劃等項目，其中針對貧困學生的“自強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最早意識到傳統的慈善模式已經過時的正是徐永光與何道峰這批人。

近年來，徐永光與何道峰經常同時出現在行業會議上，經歷過這個行業最初的摸索與邊界碰撞，兩人對于行業發展的看法有著頗多共識。

2007年，南都集團出資1億元成立非公募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由徐永光出任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基金會成立時便確定了以“支持民間公益發展”為使命，只做資助，這也是徐永光徹底離開體制后對公益行業進行的開疆拓土式的新探索。

如今不足15名全職工作人員的南都基金會，資助了50余個公益項目，17家公益機構，發起創立了中國基金會行業信息服務平臺基金會中心網，而銀杏伙伴公益組織領導人能力培訓項目已是行業中最受矚目的資助項目之一。

1999年改革之后，扶貧基金會推出了諸多成功的慈善產品，為了取得捐贈人的信任，何道峰在當時強調的是制度和流程，并且要求項目必須由扶貧基金會自己的工作人員來操作。

隨著扶貧基金會在捐贈人，尤其是企業捐贈人中漸漸樹立口碑，如今基金會有著14個部門，操作著6大類17個項目，工作人員超過了100人，這還不包括小額信貸項目的大量信貸員們。

“我們越來越發現這樣下去不行。

項目多了就招人，新項目一上，又招人，這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沒完沒了。

”劉文奎說，“過去我們是資源導向型，捐贈人給一筆錢，他們想要把錢花在哪，我們就兢兢業業地派團隊去花掉，用專業的工作人員，專業的項目管理方式。

但這樣一來我們只是資金的搬運工，主動權有限。

現在我們轉型為社會問題導向型，在社會問題上更專業，捐贈人為解決某個問題捐款，而不是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

”見到本刊記者時，何道峰正坐在去往蘆山縣古城村考察災后重建項目點的車上。

選取有代表性的農村，通過聘請專業設計師，做出整村規劃，結合災后生計恢復項目的災后重建計劃，是今年扶貧基金會的項目之一。

在他看來，“扶貧”現在做的事已不僅僅是慈善這個概念所能涵蓋的。

公益與慈善是兩個概念，或者說，慈善是公益的初級階段。

“慈善發自人的悲憫心，看重一對一的給予；公益有著更多理性色彩，看重的是更廣泛的公共利益，這是社會進步必然的結果。

”何道峰說，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城市化率超過50%時，就會帶來一個國家的公益提速。

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超3000美元，2010年城市化率超過了50%，所以中國公益已開始提速。

提速的標志是，草根公益組織數量急劇膨脹，活力旺盛。

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已不是一家機構所能解決得了的了；另一方面，大型基金會必須從操作型基金會的龐大操作壓力中解脫出來，否則將疲于奔命。

但現實卻不是那么豐滿，“你要知道，如果我們第一次合作沒有辦法交出令對方滿意的答卷，他怎么會信任我們？怎么會接下來把錢繼續給我們，讓我們拿去做草根組織的資助？”最近幾年一旦有人委婉指出“扶貧基金會太聽捐贈人的了，很多項目沒必要自己執行，基金會要教育捐贈人”時，何道峰便笑。

轉型之難是顯而易見的，最大的困難在于捐贈人的態度和理念上。

民眾對于公益慈善理念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郭美美事件之后，更多人號稱要看到“絲毫不差”的捐贈，連基金會需要收取管理費這種常識都難以讓普通捐贈者接受，更不用提把錢給那些做公益的人坐飛機去搞資助性項目了（參觀、訪問、開會、交流等學習通常會被認為是揮霍善款）。

“對于很多捐贈人來說，要他接受‘采購NGO服務’就已經很難了。

他會把這個與工程的轉包聯系起來，認為我把錢給你是信任你，你怎么又把錢給別人去花。

”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王軍說，“這個轉變非常緩慢，這么多年來，加多寶與河仁基金會算是轉變得較快的了。

英特爾那樣的捐贈人可遇不可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