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制改革怎么這么難，1978年到2013年是35年了，我們還要討論改革。

為什么我們的體制特別難改?現在一個認識是既得利益非常嚴重。

但是哪個國家都有既得利益，任何游戲規則都會有既得利益、都有贏家，贏家當然不愿意退出比賽還要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

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么特別嚴重?吳老師著作里面好多內容，我講講我讀書的體會。

　　我們的既得利益有一些東西包著它，比如大詞匯，實際上非常妨礙社會進步，我們國家大詞匯非常流行，動不動主義。

是非常具體的經濟問題，一跟主義扯上，講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來。

它說它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我談改革就是反對共產黨，多數人不能講話，那只好說你想咋辦舊咋辦。

　　推進改革要把這些東西切開，什么是大詞匯，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一件事情。

還有我們看到的一些事情，明明有些部門就是創新動力不足，什么都拿在手里，不向國民提供很好的產品和服務，最新的例子——微信，中移動早就搞過飛信，搞來搞去搞不起來，我們大學同學很多用飛信，到最后只好不用，人家搞出一個微信，三億人五億人在用，咱們就說增加收費，別的本事沒有這個本事有。

它是什么主義?跟社會主義沒有關系，純粹是市場經濟當中進步動力不足的部門壓進步動力足的部門，這個事情很清楚。

我的看法要推進改革，恐怕還得有一套分解的辦法，要把一些大的東西跟經濟現象經濟問題討論做一些區隔，不做區分包在里面討論不清楚，師出無名，一碰就碰到所謂紅線，到底什么是紅線?社會主義到底要在什么情況下才能真正發展起來?這些問題跟經濟改革的問題如果靠的太緊了容易把既得利益包在大詞匯里面，沒有辦法。

　　第二，我在閱讀當中感到既得利益這么嚴重，我們卻沒有一個程序去解決它，我們注重本質和理性，不大注重所謂的程序和理性。

一個問題吵到最后怎么辦?沒有一個程序平臺把已經明顯看出的問題解決掉，最高級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很多決定寫的東西也不執行。

市場要成為經濟稀缺資源配置基本的機制，這個寫進黨的代表大會決議，一遇到情況出臺臨時性的政策，比如限購。

市場經濟怎么可以不準人買東西?你不準人買東西也可以，經過一個程序來，我們沒有程序。

急的時候啪啪什么辦法很快出來，小事情討論，大事情說出去就出去了。

“十二五”、“十一五”五年計劃好多專家力量制訂，提法措施改來改去，全國人大討論，可是寫的東西最后說不辦也就不辦了，全國人大通過的東西有沒有權威性?好像也不那么權威性。

我們有很多含糊其詞的東西，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很好發揮地方法規的作用。

進一步推進改革除了討論到底哪個對哪個錯，恐怕要有程序性的解決，什么問題通過就可以干。

　　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要么就全國整齊劃一，要么說不動都不動，高層的提法像我這樣的人讀起來總覺得含糊其詞。

比如，有進有退，那就是進也對退也對;有保有壓，保也對壓也對;兩個毫不動搖，國進毫不動搖發展國有經濟，民進毫不動搖發展民營經濟。

　　我非常同意剛才江平先生講的，這也是吳老師倡導的經濟改革一定要跟著法制結合起來，把很抽象的東西變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往前推。

中國的體制為什么這么難改?當然因為難改需要有人堅持，吳老師80年—2012年白紙黑字在這里堅持了這么多年。

剛才林毅夫講我們是后一輩，很難改持續下去，需要后一輩學習前一輩好的地方，加以學習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