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即將進入最后的倒計時。

“一年當三年”是大家在今天快速變化的時代里建立的時間概念。

一年足夠令人創業失敗三回，也夠醍醐灌頂數次。

我們邀請了一批各領域的達人，包括張春、霍炬、傅踢踢、王嫣蕓、陸曉遜、鄒思聰等，以自述的形式來回顧他們的2016年，那些不為人知的高高低低。

這一期，主人公是鄒思聰。

　　本文為三明治“我的2016”系列　　第 07 篇口述故事　　對鄒思聰來說，時間在2016年走的格外快。

　　前半年他只做了一件事，專注到忘了時間的流逝。

　　后半年他去了很多地方，忙著做很多件事，被生活豐富密匝的可能性撞了個滿懷，不知不覺就走完了全程。

　　用他的話說：“折騰著，這一年就過去了。

”　　過往人生中幾個重要的改變都壓縮在這兵荒馬亂的一年里，離開香港和傳媒業，來到北京，辭了兩次職，開了一家火鍋店。

　　他始終相信，世上不存在一個普遍強加于所有人之上的 “人生意義”，包裹在眾聲喧嘩和震耳欲聾的時代聲音里，他仍舊保持著清醒與獨立。

　　就像只有那些經得起嚴密論證和推敲的結論才能使他信服一樣，他不相信依靠某種“時代格言”維系的生活，對錯與否，試試便知。

　　不久前，鄒思聰在微信公眾號的簡介欄寫下這樣一句話：“我目前在正面還擊，我不斷縮窄的人生。

”　　過去的這一年于他而言，就是一次關于人生可能性的論證，在不斷地試錯中，想明白了一些事，也堅定了一些事，排除了所有錯誤選項，余下的那個，就是他為以后的人生交出的答卷。

　　我們和鄒思聰聊了聊他的2016年，還有這個留到最后的答案。

　　我一直覺得，人在做事情的時候，理性能決定的部分其實很有限，有些念頭真的就是突然閃現了，就像《盜夢空間》里，人在不自覺間被植入一個想法一樣，這和我之前怎么思考，沒有多大的關系。

　　2015年底，我突然特別想辭職，做了三年記者、編輯，覺得挺累的，一種說不上是怎樣的累，想去嘗試做些別的事情。

　　過去這一年兩個月多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境外做媒體工作，每天都感覺自己活在一個巨大的悖論里。

　　我不斷地查資料，做采訪，寫出來的這些文章，不是為了港臺的讀者，也不是為了外國的讀者，可現實就是，我所面對的中國大陸的受眾，他們是看不到的。

　　每次我都想盡各種辦法把這些文章轉進來，從微信公號，到十五言，再到各種各樣的超鏈接，但不論在任何平臺上，這些文章都只具有短暫的生命力，始終處在極度不安全的狀態，每一秒都有消失不見的可能。

　　時間久了，我開始懷疑我寫這些東西的價值，而這也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疑惑。

我在端傳媒做編輯的時候，有一個作者和我一樣，對自己產生了懷疑，他開始不明白自己寫這些觀察文章的意義在哪里。

　　我當時回答他：百年以后，塵歸塵，土歸土，這些文字會給這個時代留下一份真實的底稿，讓后世史家翻閱如今的新聞材料時，不至于花費大量的精力去辨偽淘沙，以清穢史。

　　可走到現在，這個理由越來越沒法說服他，也沒法說服我自己了。

　　我之前在《南方周末》實習過，當時很向往畢業后能去那里工作，2013年初《南方周末》發生了一個影響蠻大的事件，后來我跟那里的記者編輯還常有聯系，眼看著他們一個個最后都選擇了離開，我想如果把自己放在他們的處境里，多半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在中國媒體工作，則只可做寓言家，在境外媒體工作，只能做自由人。

如何在笨拙的寓言家和飄零的自由人之間選擇，對我來說是一道無解的命題。

　　人的一生其實很難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一件事情上。

有些需求和欲望可能跟那些宏大的愿景，那些要為某一段歷史負責，探索真相的“使命感”不同，它們只關乎人性最細微的部分，我知道自己還有待挖掘的可能，我還有很多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做完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后，決定做點其他的事情。

　　我人生中的英雄時刻　　2016年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用快五個月的時間做了“CulturalRevolution五十年”的專題。

這是我在媒體行業的畢業作品，完成之后我想，即便徹底離開，我也沒什么遺憾了。

　　一個人的一生幸運的話，或許能有少數能被稱為“英雄時刻”的片段，它的到來不可預料，也不能被安排，不論在哪段生命，哪個年紀，但只要它發生過，就代表著一個人完成了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塑造，此前和此后的人生際遇都會在它的襯托下變得微不足道。

　　2016年5月16日，CR五十年專題的制作與發布，就是我的“英雄時刻”。

　　堅持等到做完這個專題再離開，部分初衷源于個人情感，因為我的啟蒙導師蕭至剛，他在今年年末去世了。

　　蕭爺爺是我外公的至交，1925年出生，1957年被打為“右派”，他是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親歷了近代以來中國持續動蕩的近一個世紀。

在我少年時代，蕭爺爺曾教授我文學和歷史，我后來所有的困惑、好奇和擅長，皆來自于他。

　　為了自由、公義和尊嚴，蕭爺爺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價，他的人生經歷了許多的荒唐錯亂。

這些沉痛的記憶，這些對歷史的詰問，需要被全面地認識。

　　我只能盡我所能探索出一個答案。

　　2016年年初的時候，我已經報了選題，但當時新來的評論總監有他自己的訴求和想法，我也認為他不懂。

我當時的時間被擠占得完全沒有余力，于是不想再雞同鴨講，決定當時就辭職，用自己的積蓄來獨立做這個專題。

　　總編張潔平對我說：“你別辭職，花幾個月的時間去做這樣的一個專題在外媒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就退出評論組，專門來負責這個專題所有的東西。

”　　這件事情我會對她感激一世。

從那以后，我開始全面負責專題大大小小的事項，從策劃選題、聯系港大合作、頭腦風暴會議，到主體內容的采訪、寫作，最后到頁面統籌，事無巨細。

港大的老師和研究員、我們的同事，都為此付出巨大。

　　過程其實十分痛苦，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懷疑自己，擔心自己選擇的方向是錯誤的，自責自己的能力不足。

　　因為決定做這個主題，就等于陷入了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那是一個過于龐大的世界，有無數的聲音，無數的想法，無數的行動，怎么才能找到最重要的核心，對當下現實影響最深的東西，無疑是件艱難的事。

　　當時有很多的外媒也在做相同的主題，要怎樣才能脫穎而出、不泯然于眾人？此外，在這個學術界憑借多年的研究經驗才能有所成果的領域里，一家新聞媒體的記者是不可能做出超越學界學術成果的新東西的。

　　我想公共媒體的使命之一，就是把世界上對某一問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更加讀者友好的方式，更加明白易懂的結論表達出來，通過多媒體互動等新鮮的形式，讓沉重的話題以不那么沉重的方式傳遞給公眾，進而提高公眾的見解，讓觀念的水位得以上升，不至于在錯誤的信息中喪失判斷力。

　　法國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后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之后，它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中去。

”  　　歷史學家雷頤將這段話反過來，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那這些重要的歷史，如果不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更加全面地呈現在公共媒體，往往就會被束之高閣，成為書齋中學者去討論的小范圍的命題，難以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力。

　　我一直想做的，就是高級新聞產品。

我理解的高級新聞產品的意思，就是能夠迅速提高公眾見解和判斷力的新聞產品。

　　專題發表以后，我發給爸媽，他們立刻打印出來拿給故鄉的蕭爺爺，老人在病床上看完了我的報道，并且給我回復了長長的信。

　　我在年初意識到一種危機感，就在那個時刻，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不然的話會后悔一輩子。

2016年12月初，蕭爺爺去世了，這好像給我的這一年，甚至是以往的人生，最終畫下了一個節點。

　　可能生活與火鍋店　　辭職之后，我給自己放了一個長假，去日本、歐洲旅行數月，還回家待了大半個月，是我這些年來回家待的最久的一次。

　　期間我一直在想，今后打算怎么辦，最后我決定去北京，我什么工作都沒找，就直接去了北京，安頓下來才開始尋找。

我不想再像以前一樣隔岸觀火，想要切身地感受一下這個聚集了中國這么多精彩與野心的地方，親眼看看這個時代的精神和旨趣。

　　北京的確超乎我的預料，隨便走進一家咖啡館，都可以從人們的聊天內容里聽到“A輪”，“B輪”，“未來的風口”之類的詞，這的確是一個官方鼓勵的“大眾創業，全民創新”的時代。

　　我在這里見到了很多創業者和打工者，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種向往和追求成功的時代精神，也看到了漫無邊際的自信和延綿不絕的焦慮，這是在遠處去抽象的理解所感受不到的，必須要在跟他們相處和交談的過程，乃至于自己參與其中，才能切身體會。

　　這里有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有很多泡沫和瘋狂，我相信大浪淘沙之后，也會有一些東西留下來。

　　來到北京，我想嘗試做點之前沒做過的事，所以選擇在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

這是一份我完全不擅長的工作，但我努力想把它做好，因此也經常加班。

很遺憾，最終我發現，沒辦法從中獲得幸福感。

讀書和寫作這些能夠讓我迅速分泌血清素、多巴胺的事情，被一下子從生活中剝離干凈，我感到非常痛苦。

　　我終于開始審視這句精英格言——“離開舒適區”。

其實離開舒適區本身不意味著任何事情，它只意味著你會因此感到不舒服，并不必然地讓你變得“更好”。

　　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學習了很多陌生的專有名詞，也初窺門徑一家風險資本，理解到它們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但同時也最終確認了一件事：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我又辭職了。

　　此前數年，我算是那種有意識的理財、從來對錢都看重的人，因為錢對于一個人的獨立非常重要。

九月份我把這些年的全部積蓄都拿出來，和三叔一起在北京合開了一家加盟的火鍋店。

　　我三叔有開火鍋店的經驗，他擅長渠道和品控，因此菜品鮮美，我看重他長年的采購經驗和資源，而我能夠做廣告營銷宣傳，比較懂互聯網，能給他提供幫助。

　　我全程參與了火鍋店的籌備工作，從選址到裝修，還有開業后的宣傳，也漸漸發現，一些細節體驗對顧客的影響很重要。

比較有意思的是，火鍋店里應該放什么音樂？我跟店長說，不管怎樣，千萬不要放紅歌。

　　我經常去店里“陪客”，覺得在店里做收銀還挺有意思，閑時看眾生相，很多桌客人，涮不同的菜，喝不同的酒，聊不同的天，覺得很有趣。

　　我來北京是為了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與其被動的焦慮，不如來一場正面還擊。

也正因此，我不會長久待在這里，如果我感到在這里的可能性所剩寥寥，我就會再次離開吧。

　　找回秩序感和意義感　　我一直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發表歷史或時政類的文章，后來慢慢發現寫這類文章遠比不上寫隨筆受歡迎。

況且，這類文章題材的尺度越來越不好把握，有時候花很長時間寫作、排版、校對，文章說沒就沒了。

這可能是一直困擾我的事情。

　　五月份做完CR專題后我無所事事，有段時間我突發奇想，便發起了一個叫“暗店街計劃”的付費閱讀活動，用郵件訂閱的形式發送文章給讀者。

當時的想法是，假如有50個人愿意讀，我就開始這個計劃，因為是年費制，我當時不確定有多少人愿意訂閱。

　　因為覺得不太可能有人愿意訂閱，所以寫文案的時候也沒怎么用心，寫完就發了，連支付方式都沒留，什么時候開始也沒說。

沒想到當天就有好幾百個人發郵件過來了，往后幾個月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斷有郵件發過來。

　　后來我建了一個私人的微信號，把這些讀者都聚集起來，發現有各行各業的人，央企員工、醫生護士、公務員、大學老師、金融從業者、家庭主婦、公關、咖啡店老板、律師法務等等。

還有幾十個高中生，高中生我覺得太難得，就都給免費了。

　　我覺得很神奇，但覺得人多起來，我力有不逮，最后篩除了近200人，把數目限定在了400人。

有的讀者是后來才知道，但給我寫了很長的郵件，讓我覺得很誠懇，這類讀者后來也加入了，所以現在有400多一些。

到現在“暗店街計劃”已經做了5期了，每一期的反饋都還不錯，而每一次寫作我自己也會收獲很多新東西。

　　以前在端傳媒做評論編輯，同時自己琢磨寫文章的時候，我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寫評論文章的作者大致兩類，一批是高校教授或海外學人，另外一批是已經在各種媒體集聚了名氣的作家。

　　這兩類人對彼此的態度，基本上是互相鄙夷的，部分原因在于學術界認為媒體人的寫作，這么多年過去了，表達的內容還和原來別無二致，有的人僅僅看到名字就能知道他要說什么。

反之，媒體界則常詬病學術界喜歡賣弄晦澀難懂的學術語言，但是沒人能讀懂。

　　我一直希望好的寫作成為溝通這二者的橋梁，把艱深晦澀的學術變得讀者友好，同時大眾傳媒也不斷改善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論，在寫作嫻熟的同時保持觀念和解釋力的進步。

　　這應該就是我在未來要努力達成的目標。

需要克服的弱點是，我沒有接受過學院正統嚴謹的學術訓練，所以我對自己還有一個比較遠景的目標，就是在一年半到兩年之內重新去接受嚴格的訓練。

　　剛辭職的那段時間，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并不嚴謹。

我尤其懷念大學和研究生的狀態。

大學時候，我每天6點20 起來背古詩詞或者單詞，7點20吃早飯，去圖書館讀書，每天閱讀九個小時，晚上去操場跑15圈，回來繼續看書或寫作，到12點睡覺，周而復始。

現在的時間重新由我自己支配，我試圖恢復這種生活。

　　所以，2016年上半年，做完專題之后，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確定自己想做什么，于是就去折騰著做了些自己不確定的事情，又再確定這是自己不想做的事，為人生做了排除法。

　　到年末我似乎重新找回了人生的秩序感和意義感。

　　我覺得，個人的秩序感很好理解，就是自己為自己立法，確立自己的時刻表，以及必須做的事情。

而意義感是私人的東西，上帝死了以后，人生的意義只能靠自己去定義，無須讓他人的評價和時代的旨趣來規劃，我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有些價值屬于這個時代，但不屬于我，那就不必跟它們糾纏不清。

　　火鍋店開業時間不長，還沒有收回成本，我現在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寫作，主要寫書評。

這方面我比較擅長，可以憑借這個技能生存下去。

之后還想嘗試不同類型的寫作，盡管水平很一般，但畢竟每個失業人士，都會以為自己是個作家吧。

　　前段時間我的朋友于淵寫信給我，其中有一段話，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說的，我覺得這段話可以用來概括過去一年我的決定。

　　“在別人早已到了結婚、有孩子和有重要身份并且不得不集中精力進行奮斗的年紀，我卻還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年輕人、一個初學者、一個在自己面前尚有許多時間的起步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遲遲不為自己作最后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