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幾年以后，當我重讀吳曉波的書《大敗局》和《大敗局II》時,腦海里總是浮現出這句詞。

世事變遷，看同樣一本書的感受也不盡相同。

前些年我是一個企業觀察者，看這兩本書的時候更多的是扼腕嘆息。

現在我開始創立一家企業，這些失敗企業的故事對我的沖擊更加強烈，因為我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旁觀者了，更要從他們的失敗經驗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1949年以后，企業家這個階層在中國消失了近30年，企業家這個階層重新出現也就30多年的時間。

在這30多年里，一批企業站起來，一批企業倒下去，可謂“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也。

”可以說，那些30年前就開始創立自己的企業，如今還活躍在舞臺上的企業家都是“幸存者”，數量上已經微乎其微。

有一個問題值得所有企業家自省：在中國，哪些企業容易失敗?也正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吳曉波寫了兩本有關“大敗局”的書。

這兩本書具備一些共同的要素：豐富的戲劇沖突感、宿命與抗爭、真實與謊言、道義與欺詐、做勢與做局......這樣的故事有時讓人瞠目結舌，有時讓人扼腕嘆惜;有時候讓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更多的時候則是讓人看到內心的陰暗......但同樣是“大敗局”，兩本書的氣質已經有所不同：在《大敗局》那本書中，那些企業家大都起于草莽之間，學歷背景普遍不高，其失敗的原因也大都是一些經營性的原因。

而在《大敗局II》這本書中，幾位企業家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雖然也犯過一些經營錯誤，但失敗的致命因素卻是沒處理好政商關系。

吳曉波將這些企業的失敗基因歸稱之為“中國式失敗”，并將這些失敗基因歸結于三點：政商博弈的敗局、創業原罪的困擾和職業精神的缺失。

這些失敗基因是在中國的商學院學不到的，在那里教的都是一個關于“確定性”的知識，而在中國真實的商業環境要復雜得多，“不確定性”要遠遠大于“確定性”。

這是商業世界的魅力所在，也是這兩本書的魅力所在。

這三十年是中國處在劇烈轉型的三十年，也是中國企業快速嬗變的三十年。

看著兩本《大敗局》中的一些人和事，常常會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雖然這些人和事也才過去十多年。

太匆匆，中國的政商關系、市場環境和經營策略都變化得太快了！中國的企業家們就像是“弄潮兒”，隨著一個浪潮迅速崛起，又隨著下一波浪潮迅速跌落。

不得不承認，這些“弄潮兒”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憑著大開大合的思維視野，以及充滿爭議的商業手腕，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構建了一個商業帝國，卻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將之摧毀，其中的商業邏輯常常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比如說，中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不僅需要處理好商業方面的事情，還需要花大量時間處理好政治方面的事情。

這些中國的企業通常以“巧妙騰挪”著稱，但是很多時候，“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只有一線之隔。

在中國，因為制度的缺失，導致這條線非常不明顯，所以企業的成敗往往不掌握在企業家手里。

這一點在健力寶、科龍、華晨和三九的案例中表現得格外明顯。

這四個企業的創立者都曾經非常強勢，這種強勢讓這些企業獲得了高速發展，但卻因為產權不明或者激勵機制不合理，在企業成立之初就為將來的失敗埋下了影子。

這些企業家都曾經是政府官員眼中的“紅人”，他們創立的企業成為當地的“名片”，而且貢獻了巨額財政收入。

但這些企業家并沒有在產權方面獲得他們期待的成果，而且企業的產權結構也不支持他們的選擇。

這些企業家往往選擇了鋌而走險，甚至和當地的政府公開對抗，但結果往往是悲慘的，或者遠離他鄉，或者是身陷牢獄，甚至身敗名裂。

誕生于市場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有目共睹，企業家為之付出的代價也可謂“血流成河”。

正如馮侖所言，“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以這句話來看健力寶、科龍、華晨和三九等企業的失敗，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意義。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法罪錯位”。

一個企業家往往是因為“甲”獲罪，但最后宣判的罪名卻是“乙”。

比如鐵本的失敗，董事長戴國芳被控的罪名是“虛 和當地政府不和，被以“涉嫌貪污”雙規下臺，卻長達五年沒有被正式起訴。

在中國，一個好的商人應該經常看《新聞聯播》，因為中國的商業從來不只是商業的事情，而是和政治走勢息息相關。

一方面要創造市場價值，一方面又要借勢政治資源，要游刃有余地騰挪其中，將是考驗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挑戰，也是中國企業最大的“失敗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