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消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95 .32%的受訪用戶手機中存在預置應用軟件，其中88 .91%的預置應用軟件不可卸載，并認為，預置應用軟件違反多項法規。

實際上，在利益的驅使下，預裝惡意軟件已成為手機市場的潛規則，解決問題需要建立芯片安全機制，完善產品監測手段，加強流通環節管控力度等多個環節入手。

早在今年的央視315晚會上，就已曝光了大唐高鴻通過預裝軟件，向手機植入惡意軟件，獲取用戶IMEI、MAC地址等設備信息，查看系統應用軟件列表，并監控用戶日常使用軟件的時間、次數、網絡流量等侵權行為。

因為惡意軟件開發周期短，成本低，獲利快，所以在手機市場中，此類問題普遍存在。

不過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目前的產品條件，還不能完全規避預裝軟件帶來的風險。

手機軟件是如何預裝的對于由預裝軟件引發的問題，業界人士并不陌生。

技術層面，竊取用戶隱私的軟件與吸費軟件沒有明顯區別，都是在安卓系統平臺中，被打包為APK格式的dalvik vm執行文件。

因為此類文件在“/system/app”文件夾下執行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在程序正常運行時，用戶在刪除移動應用后，仍然無法刪除保存在后臺的問題程序。

手機預裝軟件分為兩種，一種是吸費軟件，不過現在正規的手機預裝渠道已經不再接受吸費軟件了;另一種是常見應用，這種是通過提升應用裝機量，竊取用戶日常生活和行為的數據信息，或者保證目標應用長期運行在智能手機中不被刪除，而不是與利益相關方分享用戶流量損失的紅利。

此類應用中，應用推廣平臺開發商按程序的裝機量，向協議方交付0.7至3元人民幣的費用，保證程序安裝到手機中。

在使用過程中，用戶數據信息，會通過無線網絡信號，發送至指定平臺上。

收到回復后，平臺廠商就得到了向軟件廠商索取利潤的憑證，進而索取相應利益補償。

廠商的平臺規模與推廣力度越強，交付的費用也就越高。

過去，平臺廠商會與手機生產商接洽，讓剛出廠的手機早早預裝目標應用。

在產品進倉之后，工作人員通過連接設備，用電腦直連手機，完成預裝準備工作。

此流程中，操作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成本，曾被央視點名的“大唐神器”正是這樣的一款已經落伍的應用。

不過伴隨技術的進步，硬件直連的方式正在被新式裝備取代。

目前，預裝設備可以通過WiFi與手機連接，每臺設備可以并行為40部手機安裝程序，縮減了預裝成本。

即使是為百萬部以上規模的手機預裝軟件，工作量也不會很大，占用的時間成本也不高。

在新式預裝設備被廣泛使用后，手機供應鏈開始伺機而動。

由于預裝應用的條件限制不多，導致產品在流通過程中，分銷渠道商與平臺廠商的合作開始增多，重裝手機系統的頻率隨之提升。

正因如此，用戶很少使用到生產環節預制的軟件，開始更多地使用渠道商預裝的軟件，平臺廠商的合作伙伴，正在從傳統的生產商轉向渠道商。

誰更接近最終用戶，誰就是平臺商的最終合作伙伴。

手機預裝軟件并非完全無用在2010年年末，知名市場戰略咨詢機構iGR Research對美國消費者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預裝軟件是智能手機買家的購機動機之一，有25%消費者表示預裝軟件的種類和質量影響了自己的購機決策。

類似情況在PC（個人電腦）市場上也存在，事實上，是電腦制造商開了預裝軟件應用程序的先河，例如反病毒軟件、搜索工具欄、游戲和某些運營商提供的網絡連接服務。

而這一舉動在一開始也是沒有惡意，且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者可以在購買電腦時試用新的軟件，而軟件制造商將得到機會接觸新用戶，PC制造商也能通過和軟件公司簽訂的在他們電腦上推廣其產品的協議賺取金錢。

實際上，微軟在PC領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這種消費者樂于接受預裝軟件的習慣。

這一點，在今天對部分中國用戶仍然是如此，調查顯示，中國農村市場的大部分用戶對移動互聯網的關注度遠沒有城市用戶高。

在不少農村市場或者中老年用戶中，智能手機的概念還沒有充分普及，當用戶接觸到新奇的智能手機時，發現手機除了發短信、打電話之外，還有很多額外功能，可以聊QQ，瀏覽網頁，玩游戲等等。

這部分用戶不會把這些預裝軟件單獨地和手機本身的功能分開，他們認為這就是手機功能的一部分。

如果一款手機不能滿足初級用戶的這方面需求，在打開手機市場方面肯定會大打折扣。

而這種需求，正是預裝軟件最初得以進入PC和今天打入智能手機的基礎。

手機預裝軟件來自于PC端靈感預裝軟件雖然對部分用戶來說是“剛需”，但對另一部分較為成熟的用戶來說，則被“人人喊打”。

而這種糾結的表現，在PC和智能手機上也幾乎一致。

在幾年前，知名科技媒體《連線》就注意到了智能手機預裝了用戶無法從設備中刪除的試用版軟件和應用程序的現象，并認為這些軟件開始有泛濫的勢頭。

《連線》把這些這些推廣移動電視、足球游戲和位置搜索的臃腫軟件，等同于了PC 界的垃圾軟件（crapware或craplets ），這個詞指代那些與設備捆綁的不需要的軟件或媒體文件，它們的目的只為提高收益，表面上卻是提供給顧客嘗試新鮮服務的機會。

而現在，這種臃腫的預裝在平板電腦領域也出現了，上市不到一年的微軟Surface Pro 平板電腦64G版本，就被曝出由于預裝軟件占用空間過大，實際可用空間僅有23G。

八成用戶不愿意手機預裝軟件在中國有近九成智能機預裝了第三方軟件，定制機、合約機的情況嚴重。

《2013年中國智能手機預裝軟件用戶調查報告》顯示，新買手機中有預裝第三方軟件的用戶達到87.9%。

來自第三方的艾媒咨詢發布的《2013年中國智能手機預裝軟件用戶調查報告》中的數據顯示，在用戶新買智能手機第三方預裝軟件情況方面，表示有預裝的用戶達到87.9%，而近八成用戶表示其新買智能手機里含有15個以上第三方預裝軟件，其中以31-45個的數量范圍為主，占32.8%，其次是16-30個，占28.3%。

而僅有7.6%用戶表示新買智能手機里的第三方預裝軟件數只有5個或以下。

還有，八成以上智能手機用戶反映第三方預裝軟件過于消耗手機內存;另外約有一半用戶分別表示第三方預裝軟件浪費資費及消耗流量;而認為此類軟件帶來積極影響的用戶則不足兩成。

由此可見，在中國，智能手機被預裝軟件“綁架”的情況有多糟糕。

特別需要指出的，在這些預裝大量軟件的手機中，有相當部分都是運營商所推廣的定制機和合約機，這些手機往往還會單獨大量預裝運營商的應用商店，郵件系統和通訊錄等軟件，情況甚至要較普通手機的預裝更嚴重。

監管手機預裝軟件需要執行力在去年11月1日前，關于智能手機軟件預裝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存在空白。

而從去年11月1日起，中國正式執行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關于加強移動智能終端管理的通知》。

該通知中，對移動智能終端安全能力和預置應用軟件提出了管理要求，規定手機廠商不得在手機出廠時預置5種性質的手機應用軟件，其中包括未向用戶明示并經用戶同意，擅自調用終端通信功能，造成流量消耗、費用損失、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等。

也要求了運營商定制手機機型需要保留用戶自行卸載預裝軟件的權利。

不過針對這項通知，筆者認為這只是行業監管的聲音，關鍵在于執行力和操作性，這一行業監管政策效力偏低，通知并未提出具體的懲罰措施，用戶的合法權益如何保護也未涉及，效果還有待觀察。

我們再來看下國外，美國Carrier IQ旗下軟件因會追蹤用戶隱私信息被受爭議，而對此，美國出臺了《移動設備隱私權法案》，《移動設備隱私權法案》在執行和處罰上就可操作的多，不但明確規定了第三方軟件在安裝和獲取用戶信息時應取得用戶許可，針對違反法案獲取用戶信息的行為也有明確的處罰措施。

強制預裝軟件直接違背了消費者自由使用手機的意志，強制預裝軟件同時又不進行解釋說明違背了消費者的知情權。

所以，如果手機捆綁了軟件，并因此能夠以一個相對低價賣給消費者，就理應向消費者說明，由消費者自己判斷是否購買。

但現實中，往往低價就成了唯一被提及的因素，其它如預裝難以卸載的軟件這種代價都被有意無意的掩蓋了。

預裝軟件本就是一個將軟件和硬件成本均攤的辦法。

所以這其中并不是簡單的“禁止”就能完全解決的，利用法律保證惡意軟件對消費者威脅降到最低，同時，再利用市場競爭讓消費者能夠更自主多元的選擇產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讓消費者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