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兜轉轉還是準備回銀行。

”近日，在互聯網金融行業打拼了三年的沈玉（化名）選擇離開，她經歷了這一行業最波瀾壯闊的三年。

她說，“是時候說再見了。

”　　而沈玉的離開只是互金行業離職潮的一個縮影。

大浪淘沙下，互金公司從頂峰時的4000多家，到如今的1000家左右，縮水超過七成。

隨之而來的是，行業離職潮暗流涌動，有因公司出事被動失業的，也有因看不清行業未來選擇主動離開的。

　　淘金　　2016年，沈玉在北京一家股份制銀行工作了5年后，開始負責部分管理工作，不過還是以做業務為主。

用她的話來形容在銀行的五年就是“晉升太慢，工資太少，投入產出比太低，掙不到大錢”。

　　于是，在2016年下半年，現金貸剛剛萌生時，沈玉毅然放下她奉獻了五年青春的“鐵飯碗”，南下上海“淘金”。

　　而據滬上某外資行中層經理劉嵐（化名）回憶，2017年高峰時期，他們銀行的中層每個月都會離職一兩個，其中去向最多的就是互金領域。

　　以銀行中層身份出來的沈玉，順利坐上了上海一家第三梯隊的現金貸平臺高管位置，“我主要負責資金撮合和部分內控業務，直接向老板匯報，工作強度和壓力都很大”。

　　公司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步入正軌并且開始賺錢，在這條當時還不算擁擠的賽道上，沈玉和合作伙伴們賺得盆滿缽滿。

　　沈玉稱，當時半年的工資加上獎金已經可以抵上她在銀行五年的收入，另外還拿到了一些公司期權。

　　在高速發展時期，這家現金貸公司的日放款量曾經沖刺過5000萬元，平均放款量大約為2000多萬元。

沈玉透露，這樣的體量在上海依舊只是中小型規模。

不過，這已足以讓作為高管的沈玉迅速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

2017年底，沈玉拿著同齡人艷羨的收入，并且成為了私人銀行客戶。

　　變數　　然而，這樣的“好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

　　2017年10月，趣店創始人及CEO羅敏帶領著成立才三年的趣店成功登陸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一度超過百億美元。

　　這讓趣店一夜成名，但質疑聲也接踵而至：暴利之下是否涉嫌高利貸；現金貸模式究竟有沒有問題；是否存在對學生放高利貸等。

　　隨著輿情的持續發酵，矛頭更是從趣店擴散到整個現金貸行業。

2017年末，一場整頓現金貸的監管風暴來襲。

　　沈玉所在的公司受到直接的沖擊。

彼時，該公司已著手準備拿下某省份的一張互聯網小貸牌照，資金已經到位，但就在這個關鍵節點，功敗垂成。

　　“我們當時拿小貸牌照其實資金有點緊張，一方面業務不能停止，另一方面小貸牌照又會占用部分流動資金。

本來是想背水一戰，結果還沒來得及打仗就被叫停了。

”沈玉回憶稱。

　　不過，更加艱難的事情還在后面。

曾有業內人士透露稱，當時首次逾期的比例從出臺監管整治通知前的25%之內上升至60%，逾期60天以上的催回率連2%都不到，而此前的數據大約為25%。

　　據了解，不少借款用戶希望借著平臺退出來逃債，而這從多家平臺的公開財報信息中也可以看出。

　　財報信息顯示，2017年第四季度，拍拍貸的逾期率大幅增加，30天以內的貸款逾期率為2.27%，大約是上季度的近三倍。

盈虧方面，該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虧損5.07億元，差不多剛好把第三季度凈賺的5.41億虧完。

　　掙扎　　2018年初，風格保守的沈玉團隊開始著手停止現金貸業務和回收賬款。

　　如今回憶起裁員時的場面，沈玉心里仍不是滋味。

她告訴記者，這個行業帶給她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回報，還有打磨產品和做好一項事業時的成就感。

　　“我們當時組建了100多人規模的催收團隊；加上本部的技術團隊、產品研發團隊等，零零總總300人左右的規模都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遣散完畢。

”沈玉表示，僅留下了40多人的小團隊作為轉型的核心力量繼續前進。

　　那么，不做現金貸了，又能做什么？　　帶著“錢和技術”，沈玉團隊開始尋找下一個方向。

　　沈玉的合伙人老板之一希望繼續轉型做投資人，所以2018年上半年，他們看了不下100個項目，從區塊鏈到抓娃娃機，從教育到消費，再從量化投資到傳統餐飲。

　　在斷斷續續投了八九個項目之后，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賬面上的錢越來越少，但是每個月固定百萬級別的運營成本并沒有降低，他們急需找到一項能夠產生現金流的業務。

　　其實，在那段時間，此前從事現金貸業務的團隊無一不感到迷茫。

　　記者了解到，當時有一些平臺轉型區塊鏈后鎩羽而歸；也有的團隊在監管整治后依舊在做現金貸業務；還有些大平臺開始布局三方理財業務；部分團隊將主營現金貸轉型為助貸和技術輸出；更有平臺將目光轉向了海外，出海東南亞尋求金融科技的更多機遇。

　　而遲遲找不到核心業務發展方向，讓沈玉的團隊開始有些動搖：繼續前進，還是就此分手？　　回流　　在沈玉看來，沒有了核心業務是無法凝聚團隊的，最直接的反應就是人員的持續性流失。

這也促成了她現在的選擇。

　　據沈玉稱，40人規模的團隊中，原本有12位技術人員，這部分人的薪資高于行業平均水平，技術總監的薪資甚至可以趕上不少公司的高管。

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2018年年末，技術團隊僅剩下兩位，而這兩人也曾提出過想要離職的念頭。

　　一方面，此前一起打拼過的“戰友”陸續離開讓她倍感彷徨；另一方面，前同事在外混得風生水起也讓她重新審視了現狀。

 　　“在我們決定響應監管關停現金貸業務后，公司原數據副總監在外另謀高就，大發了一筆。

”沈玉表示，“現有團隊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業務發展方向，一直拖著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在經過認真思考后，沈玉選擇了離開。

　　隨后，在2019年農歷年前，沈玉決定向堅守了兩年多的團隊正式提出告別。

合伙人希望給她一個長假，斟酌之后再做選擇，但是年后，她并未再回去。

　　而今，已過而立之年的她，做出了“更穩妥”的選擇——回銀行。

只不過，這一次，她回歸的身份變了——某股份行在二線城市設立的支行副行長。

　　某上市銀行高管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伴隨著金融科技浪潮的來臨，大部分城商行、農商行都非常歡迎曾有金融科技從業經驗的人員。

他們不僅會為銀行帶去來自一線的技術、經驗，更會在銀行發展金融科技的過程中提供更多玩法和可能性。

　　和巔峰時期相比，互金行業從業人員的數量至少已減半。

人來人往，有人風光登場，也有人黯然離去，現金貸的終結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卻也孕育著新時代的機會。